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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不禁止销售香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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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张家口有钻石、官厅、大境门,河南郑州有彩蝶、春雷、芒果,甘肃兰州有刘三姐和海洋,陕西西安有好猫和猴王,吉林延吉有蝙蝠,安徽芜湖有都宝——在中国走南闯北,几乎能给地域烟写一部纪传体通史。为什么中国的卷烟品牌这么多,大部分只有本地人见过?为什么不少牌子越来越难买,几乎成了中老年烟民口中的江湖传说?明知吸烟有害健康,为什么不禁止销售香烟?

接下来你将看到:

● 从民国开始,烟草就是税收的重要来源

●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香烟

● 为什么很多本地烟又都不见了?

从民国开始,烟草就是税收的重要来源

中国怎么有这么多地域烟?

首先是因为中国烟民多,烟草上税高。而关于抽烟和烟草税的一切,民国才是奠基时代。

我国地大物博,吸烟史也是源远流长。

自从欧洲人把烟草从南美洲带进中国,从北京到云南、从江浙到陕北,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,大家对这种成瘾小叶子爆发了不可抑制的激情。

传统医学家们甚至给“外来户”烟草附会上了排瘴气湿毒的药用价值。

在人们对吸烟致癌一无所知的民国时期,我国烟草消费量简直大得惊人:

每年自产烟约一千万担,纸烟成品约计三十万担,全年消费约一千零九十万担,按当时4.5亿人口来计算,人均每年消费烟叶约二斤半。

换算成百支卷烟92克的国家标准,这个消费量相当于每人每年抽67.9包烟,比2017年的全国人均60.7包更烟鬼。

到了1936 年,中国烟草产量高居世界第三,仅次于美国和印度,占当时世界总产量50亿磅的10%。

1936到1946年,中国深陷战乱泥潭中,烟草业却“一派欣欣向荣”,1946年全国烟草总产量1300万市担,是1936年的2.4倍。

体量巨大的烟草消费市场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税收。

所以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,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都成立过烟草专卖局,对烟草商品实行政府垄断。

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颁布的《烟草公卖暂行条例》,不光是我国首部专业的烟草专卖法规,它“政府定价、内部监管、持证经营”这一基本原则,延续到2017年也依然适用。

民国时期,中国的烟草税虽然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和战争,难免收得青黄不接,但依然在政府收入中占据很大的比重。

自1942年实行专卖制度后,当年中央就征得烟税近1亿元,第二年达到10亿元,第三年更是有19亿元之多。

不单民国是这样,现在我国财政收入也很依赖烟草业。

目前中国有3亿多烟民,年卷烟消费量17000多亿支,卷烟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.8%左右。

2010年,中国烟草业年净利1177 亿,平均每天赚3.2亿,利润和中石油差不多。烟草带来的税收也是高得反常识,它几乎占到了国家总税收的10%。

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烟草税是块大肥肉,可它是如何导致地域烟泛滥的呢?

这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——我国的烟草税收,到底是怎么分配的?

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香烟

1982年,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。

这位“总公司”和电力石油那些普通央企不一样,不归国资委管理,甚至是中国所有垄断机构里,唯一既公开商业经营,又公开行政执法的机构。

从烟叶收购、卷烟生产到销售定价,都由中国烟草总公司管控。

1991年,《中国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颁布,更是从立法层面,确定了烟草业的国家垄断地位。

卷烟的税收构成相当复杂,包含了烟叶税、企业所得税、消费税、城建税、增值税等等。

依照我国现有税制来算,你在街上买一包烟,有55%的钱都交了税。

其中25%的增值税、烟叶税和全部的城建税、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属于地方税收,75%的增值税、消费税和中央企业所得税都归于中央税收。

长期以来,烟草税的甜头主要是中央来尝,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,只要是生产卷烟的地方,就会有一笔颇丰的烟草税收。

这就导致了无论本地市场有多小,烟厂的生产技术有多糟糕,政府都会拼命保护地域烟草品牌,并且用种种办法阻挠大型烟草企业和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。

于是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在操作层面上,越来越像地方烟草保护制度。

八九十年代,在大部分地级市,本省甚至本市烟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七成,一些稀奇古怪的烟草品牌,揣在家里长辈的裤袋里,成为许多80、90后童年回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九十年代中期,中国烟厂多达185家,其中有95家的年产量低于10万箱。

90年代末,我国已经有了超过2000种卷烟品牌,平均每个品牌的单规格产量低于2万箱,相当一部分品牌的辐射范围基本从未离开过本市。

由于烟厂技术不过关,小品牌卷烟的焦油量都很高,过滤嘴也不大好用,如果没有本地保护,在大型烟厂的挤压下根本活不过三秒。

不过,品牌又多又杂带来的最大问题,其实是健康。

虽然抽烟本来就像英美烟草公司外壳上的警示语“smoking kills”所说的一样,是种致死性爱好,但是非要比较的话,低焦油、混合烟、大厂烟,给人身体带来的危害还稍微小一些。

而地域小品牌就不一样。

比如山东过去有种写作“将军”读作“taishan”的烤烟,口感刚劲有力,除了冲肺醒脑,一无是处。导致山东老乡们一直觉得世界上的过滤嘴烟除了外形娘炮点之外,都和旱烟没啥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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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很多本地烟又都不见了?

2001年对于中国烟草业来说,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份。

这一年,中国加入WTO。同样是这一年,世界三大烟草巨头菲利普·莫里斯公司、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烟草公司的产量分别是1800万箱、1650万箱和900万箱。

年产量不足十万箱的本地烟草公司对战跨国大魔头,市场占有率不足2%的红塔山对战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5%的万宝路,这显然是要把烟草业拉进死亡竞技场。

还好我们还有国家扶持。尽力拖慢万宝路们开辟中国市场速度的同时,国家开始推动烟厂并购重组事业。

2001年,国家加大了对看起来比较有存活希望的“优势品牌”的扶持,并公布了中华、玉溪、利群、云烟、芙蓉王等36个名优卷烟品牌;

2004 年初,中央开始催促非名优卷烟品牌退出市场;

2004年8月,《卷烟产品百牌号目录》出台,收录了121个卷烟品牌。

一系列行政文件通过后,我国卷烟品牌的数量逐年减少,2001年到2008年,卷烟品牌从1049个减少到155个;品牌集中度略有上升,销售量最高的品牌集中度由 2.52%上升到 5.47%,排在前四名的品牌,集中度由7.89%上升到 19.31%。

与此同时,烟厂数量也在减少,2003年全国有123家烟厂。到2008年还活着的,已经只剩31家。

曾经能养活一大家子人的XX烟厂,纷纷或者倒闭,或者被兼并,或者几家之间联合重组。

它们曾经的生产额度,也都被更大的跨省烟厂拿去生产了自己的优势产品。

利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做大的一个很典型的卷烟品牌,浙江中烟工业扩张越快,市面上的利群就越多,最终浙江中烟带着利群走出杭州,走出浙江,走向了全中国。

而现在中国烟草业面临的几大基本矛盾,是国烟品牌不够强和外烟走私屡禁不止的矛盾、烟草税收高和高度垄断不利于国烟做强的矛盾以及最根本的,烟民加重医疗系统负担和催促全民戒烟难的矛盾。

随着现代医学发展,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。

然而,2015年,中国戒烟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,我国有46%的男医生正在吸烟。

这个数据只比一般人群中的52.1%,略低一点点。